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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SEO站无不胜    发布时间:2019-08-24 10:37:12  【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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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建立风险分担和信用约束机制,有效引导社会资本进入PPP项目。一是在PPP项目领域建立信用约束机制,打消社会资本进入PPP项目的顾虑。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可优先在PPP项目领域建立信用约束机制,严格约束政府和企业尤其是政府方面不守信行为,保障PPP项目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二是切实建立起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由对风险最具有控制力的一方承担相应的风险;政府应承担法律政策变更等风险;社会资本承担项目建设、运营过程中的成本、工期、服务质量等方面的风险。同时,收益应与承担的风险相匹配,平衡好各方利益。三是探索建立动态调整的定价机制。在PPP项目运营过程中,目前尚存在定价机制、收益分配机制等不尽合理的问题。对此可考虑采取“区间弹性定价”,尽快形成科学的收益分配模型,即建立一种动态调整的定价机制,形成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上下限。同时,还要有绩效评价机制,根据企业的经营状况调整投资回报率,从而对社会资本产生吸引力。

  PPP因其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被视为是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重大创新。自2014年以来,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在PPP方面密集出台了多项政策文件,以推动、引导PPP项目实施,此举得到了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响应,并纷纷推出PPP示范、试点项目。但PPP在我国的发展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加上PPP本身环节比较多,涉及专业领域比较广,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有很多问题凸显出来,亟待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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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积极推进国家层面的PPP立法。目前已出台的PPP操作指南、指导意见等都应属于立法之前的铺垫。可以说,PPP顶层设计的架构已基本就绪。当前,应在继续推出带有“应急”特点的文件、指南、合同模版和工作规则的同时,借鉴国外经验,着力研究推进PPP立法。在PPP立法中,应统一PPP立法的基本思想,把握PPP“共治”的精神实质,强调程序正义,注重宏观指导和把握,并对目前与其他法律(如《招投标法》、《土地管理法》等)有不适用甚至是冲突的法律条款予以明确。同时,考虑到政府特许范围是动态调整的,国家没有必要就政府特许单独立一部《特许经营法》或《政府特许经营条例》。若必须出台,也不能以现有《政府特许经营条例》草案稿出台,须重新定位其法律级次、法律名称(建议采用“政府特许”而非“政府特许经营”的概念)、明确限定政府特许的范围并严格厘清与PPP法的关系,同步加快将PPP法列入人大立法计划的进程。

  一些落后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城镇化率较低,城区规模较小,人员分布不均,再加上地形地貌地质特征等因素影响,虽然待开发建设的内容和空间较大,但规模开发经济成本较高,规模经济效益不高,盈利空间有限,市场付费动力明显不足。同时,经济欠发达市县财政能力较弱,政府出资有限。基层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多,很多依靠上级政府转移支付,但事权却不少,需要进行建设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项目居多,还有很多都是法定支出,“每一年度所有PPP项目不能超过一般预算支出的10%”这一红线可能会导致部分基层政府难以上马PPP项目。此外,PPP相关业务知识普及度不够、项目相关机构协调还不顺畅、县域范围内整体金融生态环境较差等因素也加大了PPP项目引资融资和落地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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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构建有效的PPP组织管理体系,厘清部门职责和分工。为加强PPP的立法与政策制定、组织协调、规范指导和信息统计等方面的工作,应借鉴英国基础设施局等国际经验,结合转变政府职能和机构调整,设立统一且专门的PPP管理机构,统一负责组织、管理协调全国PPP项目有关事宜,并明确部门职责分工。应该说,目前财政部与国家发展改革委所推行的PPP工作都是站在国家层面的角度,更好地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实现政府与社会资本更好地合作,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为老百姓提供质量和效率更高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应尽快从法律层面和部门权限的划分上,明确其职责和分工,构建有效的PPP组织管理体系。

  PPP因其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被视为是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重大创新。自2014年以来,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在PPP方面密集出台了多项政策文件,以推动、引导PPP项目实施,此举得到了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响应,并纷纷推出PPP示范、试点项目。但PPP在我国的发展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加上PPP本身环节比较多,涉及专业领域比较广,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有很多问题凸显出来,亟待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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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落后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城镇化率较低,城区规模较小,人员分布不均,再加上地形地貌地质特征等因素影响,虽然待开发建设的内容和空间较大,但规模开发经济成本较高,规模经济效益不高,盈利空间有限,市场付费动力明显不足。同时,经济欠发达市县财政能力较弱,政府出资有限。基层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多,很多依靠上级政府转移支付,但事权却不少,需要进行建设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项目居多,还有很多都是法定支出,“每一年度所有PPP项目不能超过一般预算支出的10%”这一红线可能会导致部分基层政府难以上马PPP项目。此外,PPP相关业务知识普及度不够、项目相关机构协调还不顺畅、县域范围内整体金融生态环境较差等因素也加大了PPP项目引资融资和落地的难度。

  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都在积极推动PPP工作,各自先后下发了一系列PPP文件,对规范推动PPP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两部委目前在职责分工上不够清晰,在出台的政策文件中还存在不一致甚至相冲突的地方,导致地方在执行时无所适从。如财政部文件明确社会资本“是指已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境内外企业法人,但不包括本级政府所属融资平台公司及其他控股国有企业”,而国家发展改革委则因其并未对什么是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做出具体规定,本着“法无禁止即许可”的原则,本级政府所属融资平台公司及其他控股国有企业可参与PPP项目。这一方面导致地方政府在实际操作时难以抉择,另一方面也为日后的项目运作留下隐患。再如,目前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均推出了示范项目(或称为典型案例),涉及多个领域,但对于示范项目的认定标准不甚相同,给地方实际操作带来困惑。在地方层面,目前地方财政厅(局)和发改委(局)在推进PPP过程中也均建有PPP项目库,向社会推介发布PPP项目,这些项目涉及的领域大部分相同,企业和中介机构均反映分不清两部门在推进PPP工作中的分工。

  尽管目前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开行等都在力推PPP,各地也都在积极推动,但PPP项目的实际落地情况并不乐观,出现了“叫好不叫座”的现象。原因主要包括几个方面:首先,PPP项目多是公益性质较强、持续时间较长的项目,从立项签约到投资取得回报存在一定时滞,同时,相较于高企的融资成本,投资收益不具备吸引力。其次,不少地方政府将公益性项目拿出来让社会资本做PPP,有经营收益的项目自己做,也是导致社会资本方无人问津的重要原因。再次,政府与社会资本方的风险分担机制不完善。政府方主要诉求是在政府的财政支出最小的前提下,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安全性;社会资本的主要诉求是在利用自身建设、运营经验的基础上,在尽可能短的年限内收回相应的成本并获得合理回报。政府和企业均希望对方承担更多风险。尤其是政府方面,不少地方政府认为PPP就是政府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尽可能多地降低政府风险或财政风险,将风险转嫁给社会资本方。而PPP之所以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就是要让风险和收益匹配起来,这样才会有企业愿意承担风险。政企双方责权分配是PPP的核心内容,需要深入研究。还有,企业担心PPP项目执行会受领导换届影响。PPP项目期限一般都很长,由于信息不对称,社会资本对PPP存在的众多不确定性及政府信用心存戒备,尤其担心“新官不理旧账”的政府换届风险。特别是基层政府领导的流动性相对较大,很多项目参与方担心项目会因领导换届而缺乏应有的利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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